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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（第2页）

同事都笑着说，没有。没有。可为什么连卖早点的小贩都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，说新来的？我怎么就是新来的？我怎么就不能是城里人呢？我是学院的老师了。我已经上了户口，转了关系，有了单位，还怎么着？

报到后的第五天，我去学院的电工房借一把钳子。我住的地方离电工房锅炉房很近，整天嗡嗡响，噪音大。我想修一修那扇一刮风就呱呱嗒嗒响的窗户，就近借把钳子用用。谁知电工房的师傅看了我一眼，说：你谁呀？我说我是这个学院的老师。他冷冷地说：新来的吧？我说：是。他马上说：没有。其实，我看见钳子了，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……我赔着小心，说：师傅，我就用一下，一会儿就给你送来。他低着头，看都不看我，仍然生硬地说：没有。不借。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，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去了……我顿时火冒三丈，这不是欺生么？我扭头就走，到商店里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……不为钳子，为尊严。

初来时，我有一年的实习期，是系里的助教。我的态度很好：上班第一个来，打水扫地抹桌子；下班最后一个走。我见人就点头，恭恭敬敬地对长者微笑……走在学院的路上，一个老教授突然扭过头来，对我说：小豆子，我家的纸箱子……噢，新来的？我很沮丧。我怎么就成了“小豆子”了？我怎么就是新来的？我黑么？我回房照了照镜子，我像新来的么？我“新”在什么地方？

我得承认，我是一匹狼。我心里藏有“狼性”。我是一匹企图披上“羊皮”的狼。我混进了城里，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“羊”的姿态。我说过了，我见人就点头，微笑。但点头也得有度。我知道，做学问的都是“刺猬”，要有距离感。不能过于近，过于巴结，不能涎着脸对人笑，要似点似不点，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，浅浅地点，有亲切的意味又不讨人嫌。这且得练呢。

我的敏感是天生的，是田野里的五谷杂粮和百家奶喂出来的。为了融进这座城市，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。我发现，我走路比一般人快，急辣辣的，这也许就是“新”的不成熟的一种表现。我得慢下来，做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。也不能太慢，太慢了会显得迟疑，大门口的门岗马上就会拦住你问：找谁呢？我的胳肢窝里还得适度地夹上两本书，两眼目视前方，似看似不看，这就对了。这种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练了好一阵子。晚上，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，我很想走出一种从容……

在我正式成为披着羊皮的“狼”之前，我还需要适度的“包装”。那时候，“包装”是一个新词，还没人用呢。我是在生活实践中最先发现的。于是，拿到工资后，我给自己添了几件衣服，衣服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上买的，大多是仿名牌。这没人能看出来。这样，我走在学院里，走在大街上，就自如多了。没人再说我是新来的了。虽然，在这座城市里，我只有一个床位。

我开始大量地阅读，我所有的闲暇都泡在了图书馆里。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，国内国外所有的新书我都找来读。从历史到文学、哲学、心理学，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名人传记；从黑格尔到莎士比亚，从希特勒到尼克松，从蓬皮杜到田中角荣，我逮谁读谁，一边读一边记笔记……这就是我的武器。我知道，在大学里，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是很难混下去的。我还知道，对付城里人，舌头上必须有新词。

学院后边有一工字楼，也叫朝阳房。工字楼坐北朝南，采光很好。上边是古色带檐筒子瓦，下边是古色红墙，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圆柱，楼道里铺着红木地板，朴中透着贵气，显得厚实，庄重。前边还有两个几何形的花圃，有一排丁香树，朱墙上爬满了红叶，那是一栋教授级别才能住的楼，每户都是三室一厅。不时有穿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着买菜的篮子，“呱嗒、呱嗒”地从楼道里走出来……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。

我的机会来了。一个副教授，在临上课时突然病了。我作为临时救场的“替补”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，要我代他上一课。我问讲什么？系主任说：老周的讲义在桌上放着，你替下来就行。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诉我说，这届学生底子薄，你只管放开……于是，我就这么“匆匆”上了讲台。

说老实话，我并不“匆匆”，我是早有准备。

没想到，我的第一课是在学院最大的梯形教室里上的。那是一堂大课，我带着我的笔记本进了教室。教室坐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，最开初时乱嚷嚷的……现在，我已忘记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了。开始，一看那么多人，我有点慌。可我记住了一句话，我童年里大队支书蔡国寅说过的话。他说，球，你一旦站在台上，台下的都是白菜，一地的扑啷头大白菜！我豁出来了，我是对着一地的扑啷头白菜讲的那堂课……临进教室前，我在教研室里偷偷翻了老周的讲义。老周他五十九岁了，讲的都是些“**”前老掉牙的东西。而我，讲的全是新东西。我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上了一课！

站在梯形教室的讲台上，沉默了三秒钟之后，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：吴志鹏。这是我自己的名字。我知道他们不认识。我想，从今以后，他们就认识了。这也是我童年的老师——“慢毒药”先生告诉我的。我说：同学们，一八四八年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作《共产党宣言》时说过的一句话，你们知道么……南北战争时期，美国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在《葛提斯堡演说》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，你们知道么…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国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在一九四〇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议会时，在即席演说中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，你们知道是什么？（我心里说，白菜们，我得先把你们吓住。）……于是，我放开喉咙，一直讲到下课铃声响的时候，同学们仍瞪着眼在教室里坐着……尔后是雷鸣般的掌声。

下课了，学生们忽一下全围上来了。女同学乱纷纷地拿出笔记本向我提问题。她们一个个甜甜地叫着：吴老师！吴老师！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么……说实话，这时候我的贼心悄悄地溜出来了，我看似漫不经心而又十分敏锐地打量着这些女大学生，我的“第三只眼”在寻觅、扫描着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，鸭蛋脸儿？苹果脸？笼烟眉？柳叶眉？要是有可能的话，我会……可我必须矜持。我告诫自己：要矜持。

那个日子我至今不会忘记。

那是五月二十七日。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，也是课后的第七天。三个“七”，所以我记住了。那天下午，一个女学生来到了我的寝室。她敲门的声音非常优雅，富有弹性，像打电报一样，“嗒嗒、嗒嗒”，两下一节，一共敲了四下。当我拉开门的时候，一股香味随着阳光扑进来。那不是化妆品的香味，那是带有夏日阳光的女人的肉味，鲜活的、生动的、甜的。她背对着阳光，金灿灿地立在那里。她身上穿着一红色的短袖连衣裙，两只臂膀上的皮肤闪动着象牙般的光泽。她静静地站在门前，在她身上，阳光是流动着的，就像是镀了阳光的金色液体，熠熠地环绕着一个美丽的活色生香的女人。一个按现在的说法，叫有态儿、有范儿的女人。我觉得连阳光都醉了。是的，先有光线和味道扑过来，尔后才是活色生香。那气息准确地告诉我，那是可以点亮整个世界的、熟了的气息。就像是樱桃，向阳坡的，鲜艳欲滴的。就像是葡萄，吐鲁番的，晶莹剔透的，熟了的玉色。那么，一个女人熟了的时候，是什么样子，那几乎是几何级的果实了……此时此刻，我才真正理解了古人造的那四个字：蓬荜生辉。我明白了，那是专对女人的，只有女人才能照亮一间屋子。

她说：吴老师，我是外语系的，听过你的课。

我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，我的神思还没有转回来，我“噢、噢”了两声。

她说：对不起，打搅你了吧？

我说：噢噢……尔后又急忙更正：没没没，没有。

她笑了。她的笑容像“蜜制三刀”，那是我童年里最爱吃的一种小点心。她听出了我的混乱。她的眼睫毛很长，眼睛大大的，像鹿一样。嘴也大，嘴唇肉肉的，红鲜鲜的，牙齿很白，笑意在嘴角上含着，鼻尖上亮着细细的汗珠，一切都亮着，饱含着汁液，饱含着韵致和味道，好像随时可以溢出来。真好！樱桃熟了，真好！

我承认，我竭力掩饰着，不让我眼里跳出“手”来。可我仍然不能抑制心里生出的欲望，一种强烈的想去抚摸她的欲望。那白嫩的皮肤就像丝绸一样，像流动着光的液体……我恍恍惚惚地听见她说：我姓“mei”，叫“meicu

”。

我说：是美丽的美么？

她说：是梅花的梅。

我立即说：这个姓氏不多呀。哪一支？是商王的后人，还是八旗的后人？

她睁大眼睛，惊讶地望着我，笑了，说：我也说不清……我是东北人，满族。

说实话，我醉了。我不知道你是否醉过？我知道有喝酒喝醉的。有吸烟吸醉的。有吃肉吃醉的……可我说的不是这些。我坦白地说，我是看女人看醉了。也许你不相信，可我确实是醉了。也许，我忍耐的时间太长了，我对那鲜艳怦然心动，对女性的美丽怦然心动。我一连醉了七天，七天之后我才清醒过来。

那天下午，我只觉得我的天灵盖在咝咝地冒冷气，那是一种集合全部能量、要冲上去的感觉……如今，我已忘记了我都给她说了些什么。可我知道我醉了。

人都有醉的时候，可醉的方式不同。你绝对想象不出我醉后的表现。我像疯了一样，一连七天在操场上跑步……梅村，她叫梅村。就住在女生宿舍最前边的那一排，正对着学院的大操场。我破例给自己买了一身红色的运动衣，穿在身上，疯狂地、像晕瓜一样地到操场上去跑步。我每天一早一晚，都到大操场上跑步，其余的时间是在准备“跑步”。那七天，我整日里晕晕乎乎的，走路都深一脚浅一脚，可我一直跑啊跑。早上，当晨铃响起的时候，我绕过电工房，绕过学生宿舍，猴急猴急地蹿到操场上，就为看上她一眼！晚上，当熄灯号吹响之前，我仍在操场上跑步，就为能看她一眼！

天哪，我一共才看到过她三次。

操场边上有一盥洗台，水泥台上装了一排自来水管，那是让学生洗漱用的。第一次，是早晨，我看见她刚起床，端着一个洗脸盆从寝室里走出来，头发束成简单的马尾辫，站在水泥台前洗漱。我控制着跑步的速度，刚好在她扬起脸的那一刻，跑到水泥台附近，我扬起手，很矜持地跟她打了声招呼：早上好。她望着我，笑了，说：吴老师，跑步呢？我说：噢，锻炼锻炼……尔后，我招招手，就慢速跑过去了。那时候，她脸上还挂着水珠儿，一脸睡后的海棠红，带着晶莹水珠儿的海棠红，她的笑容已刻在了我心里。我第二次见她，是晚上。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一个剪影，朦朦胧胧的剪影：那是临风的玉树，夏日的荷花，秋熟的海棠，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，我已经很满足了……我在操场上跑步时，昏昏沉沉的，像中了邪一样，满眼都是她的影子。第三次，黄昏时分，在阶梯教室的外边，她站在台阶上，朝着我微微一笑，有一束光亮，撕锦裂帛般地、响箭一般地射中了我……我爱她爱得神魂颠倒，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！有一天半夜里，我实在是忍熬不住了，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她寝室门前，“咚咚咚”敲了几下门……可就在最后一刻，一声“谁呀？”把我给吓醒了！我的心怦怦乱跳，扭头就跑，像兔子一样。我听见我的脚步声像炸响的鞭炮，心跳像偷灯油的老鼠，吓得我七魂走了六魄！当我一口气跑进了操场南边的杨树林，觉得安全的时候，我大口大口地喘气，用最恶毒的语言在心里咒骂自己……骂是骂了，可我仍然贼心不死，在操场上整整跑了一夜，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：梅村！梅村！梅村！

要是换一人，可能就疯了。可我没疯。

我要问，你能扛住这种诱惑么？谁可以抵得住这样的诱惑？！

我告诉你，我扛住了。

第八天，在我跟她接触后的第八天，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自己的贫穷。从里到外，彻头彻尾的贫穷。我曾经不惜丧失尊严地混进了一个检查寝室卫生的小组，以检查卫生的名义进了她的寝室。她寝室里有四张双层高架床，共有八张床铺。梅村住的是靠里的一个下铺，一个靠窗的位置。我在她那漫散着淡淡香气的床前站了不到十秒钟（我多么想躺上去呀），她床上铺着素雅的蓝白格格床单，在床单的外沿，还罩着一条长条的毛巾垫单；我看见她床头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皮箱，牛皮的。箱子上叠放着她的一叠叠衣服，她的衣服竟然是成套的！床头上，它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，竟然是那种很贵的、当时商场很难见到的丝棉被……床下摆着一双小巧的丁字形的女式半高跟皮鞋，也是很贵的那种。桌上除了课本、书籍，还有个人自费订阅的《大众电影》、《诗刊》之类。这还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女孩子，窗台上放有铁制的、有彩色图案的饼干筒，有成听的奶粉，大白兔奶糖，还有诸如美加净银耳珍珠霜、洗发香波之类的一溜小瓶子……都是上海产的。这在八十年代，都是高档的、最贵的奢侈品。我也从侧面了解过她的情况，她的家庭条件很好，她在班里学习也很好，很有优越感，她还是她们班里惟一带工资上学的学生。看到这些后，我心里直打鼓：天哪，这是我能养得起的女人么？

说实话，她把我吓住了。我知道，在城市里，追一个你喜欢的女人是要花钱的。我一个还未评上职称的助教，一个月才五十二块钱。我凭什么？

经过一夜痛苦的思考，我反复地问自己：你想当蔡国寅？还是想当吴春才？一想起老姑父，一想起梁五方，还有“八步断肠散”……我就不寒而栗！罢了，罢了。既然你想做一个城里人，既然你那么喜欢她，既然你想占领这座城池，那就得有一个长远的狩猎计划——“狼计划”。慢慢来，不可操之过急。

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已经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：我要追到这个女人。我要娶一个美丽的城市女人做我的妻子。我再一次告诫自己：要矜持。要有步骤。要忍。

此后，我开始实施我的“狼计划”了。我得有论文，我得先把讲师评上。尔后还得有著作，有了著作才可以评教授职称，这都需要时间……我再也不到操场上去跑步了。时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宝贵的，我得张开每一个毛孔去吸收、消化那些由古人造出来的方块字……尔后化蛹为蝶。我得把自己磨成锥子，顽强地钉在一个点上。我得是一张弓，把自己拉满，尔后才能射出那只响箭！每当我看到梅村的时候，我都背过脸去，尽快地走开。我咬住自己的舌头，咬住自己的心，我的牙齿像铁钉一样坚韧……我得扛住自己，站稳了。

我要说，如果不是那些可怕的电话铃声，我就会在本校娶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当老婆。尔后戴着金丝眼镜，围着驼色的羊绒围巾（我童年的梦寐以求），顺着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、硕导、博导的台阶一路走下去，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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